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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杨绛的《我们仨》到三婶的“我们仨”(图)

2018-01-05 14:54

 



  近日读杨绛先生的《我们仨》,本不是个轻易落泪的人,却也满眶热泪了。不仅因为这是一本情感浓烈而表述温和的书,更多的是它让我再次忆起远在老家农村的那个“我们仨”。

  老家有个远方亲戚,我叫她三婶。三婶一生务农,经历坎坷。刚结婚那几年,不知怎的落下习惯性流产的毛病,平躺在炕上也留不住孩子,几次下来,原本健硕的身体一天天消瘦。三叔人老实,话不多,极其心疼媳妇,平日家里家务家外农活一肩挑,没有半点怨言,辛苦积攒下的钱用在四处寻医求子上。老天垂怜,几年后,三婶终于再怀身孕,十月怀胎,十月躺于炕上,终得一子。此后的数十年,左邻右舍总见这家人和和睦睦,快快乐乐地过日子,问三婶,三婶说:“走进一个家不容易,可不得好好过!”三婶文化水平有限,杨绛先生是这样表述的,“我们这个家,很朴素,我们三个人,很单纯。我们与世无求,与人无争,只求相聚在一起,相守在一起,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。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。”

  人世间似乎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:“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生活”。儿子17岁那年,一次坐三轮车进城,车翻到路边土沟里,其他人都是些皮外伤,单他摔伤了脑部,没挺过当晚。三婶哭干了眼泪,哭坏了嗓子,卧床不起。杨绛先生看到病重的女儿圆圆时,用悲伤的笔调写道,“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,绽出一个血泡,像是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。”而当病中的女儿述说对娘的思念时,“我心上又绽出几个血泡,添了几只饱含热泪的眼睛”,当看护了半生的女儿最后抗挣不过狰狞的死神终于永远离她而去时,“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,这时一齐流下泪来,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,直涌到喉头,我使劲咽住,但是我使的劲太大,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,迎面的寒风,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……自从失去阿圆,我内脏受伤,四肢乏力……”

  白发人送黑发人,是怎样的痛不欲生!三婶跟邻居说,“心跟烂了似的疼。”她总是用手重重的捣着心口的位置,捣的都是黑青。

  杨绛先生和三婶的命运总是很相似。女儿圆圆去世后一年,爱人钱钟书过世。三婶的儿子走了没几年,三叔患上肺癌,也没扛过一年。临终前,一代文学大家和一个乡村百姓,两个男人说的是同一句话,“你好好过。”一代知识精英的感情和家庭日常生活,却也是人在世界上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感情和生活。这一点,杨绛和三婶是一样的。

  不同的是,杨绛先生可以写出来,把“我们仨”的所有回忆书于笔端。书中,满是一个个生活细节。几处印象深刻。

  圆圆两年之久未见到过父亲,再见时,怕把妈妈抢走,所以对父亲说:“这是我的妈妈,你的妈妈在那边。”钱钟书说:“我倒问问你,是我先认识你妈妈,还是你先认识?”“自然是我先认识,我一生出来就认识,你是长大了认识的。”

  钱钟书因工作原因屡遭厄运播弄,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,胜于别离。他发愿说:“从今以后,咱们只有死别,不再生离。”

  杨绛和钱钟书被“革命群众”“揪出来”,成了“牛鬼蛇神”,“圆圆急着回家看我们,而她属于‘革命群众’,她要回家,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。于是,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,和父母划清界线,贴在楼下,然后走到家里。却为我一针一针地缝了一套睡衣,缝完后,把衣裤叠好,放在我身上,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,找出一个玻璃瓶,把糖一颗颗剥去糖纸,装在瓶里,一面把一张张糖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,藏入书包,免得‘革命群众’从垃圾里发现。我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。”

  “一年冬天,我和钟书差点给煤气熏死。我临睡服安眠药,睡中闻到煤气味,却怎么也醒不过来,正挣扎着要醒,忽听到钟书整个人摔倒在地上的声音。这沉重的一声,帮我醒了过来,我迅速穿衣起床,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钟书裹上厚棉衣,立即打开北窗。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,急起开窗,但头晕倒下,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,又跌下地。屋子小,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,他脑门子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,几年后才消失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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